【艺术手册】写实的政治与改革的危机 ——从新写实小说的“厕所”书写谈起
新写实小说的历史贯穿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转折期。1986年方方在丁玲创办的《中国》上发表《白梦》，可算是新写实小说萌动之时，而恰从此时开始，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系列后果也逐渐呈现：国家整体经济处境面临困难，人民因生计日艰而不满，社会和大学开始波动，这一切最终爆发为一场震动性风波。此后，新写实小说才被特别关注并成为公认的文学潮流，这诚如新写实小说的幕后推手之一王干所言：“‘新写实’刚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大家特别的关注。倒是在1989年6月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引起了不断的话语发酵。”之后，随着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时代正式降临，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新写实小说也逐渐衰落。
1986至1992年的历史转折期是革命的“短20世纪”终结的最后时刻，也是新写实小说兴起并产生代表作的活跃期。此外，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取径也突显了其与时代转变的密切联系。按照被视为宣言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的说法，新写实小说“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评论家们更是用“自然主义”、“朝向现象本身”、“生活流”来描述新写实小说，以突出其与现实的“直接”映射关系。可以说，新写实小说的确可被视为是对八九十年代之交转折期改革现实的直白呈现和“零度还原”。
新写实小说所“还原”的“原生态”“现实”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改革困境，与历史转折之间存在什么内在关联？为理解这一问题，本文将以散布于新写实小说中的厕所书写为切入口，尝试去把握新写实小说的历史性，并由此去理解历史转折期的改革及其危机和走向。
现实主义“剩余”
一开始，评论家们就吃惊于新写实小说几乎彻底解构了传统现实主义对现实的想象，小说中的“现实”仿佛被剔除了主干和结构，成了“一地鸡毛”。这种不同的现实想象之所以可能，在于它刻意呈现传统现实主义有意无意省略和压抑的事物，去收纳、包容和呈现“现实主义”之外的“现实”，即“现实”的“剩余”，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鸡毛蒜皮，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所有这些都以缺乏阐释的方式得到密集铺陈，成为叙事的中心。厕所及与厕所相关的事事物物就是这样的“剩余”，而且应当说，是所有那些“现实”的“剩余”的极端而彻底的代表。很多新写实小说对厕所这一最为日常也最不可见的空间的突出是“别有用心”的。事实上，这恐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如此集体性地书写那不登大雅之堂的厕所。在某种程度上，新写实小说可以说是“厕所文学”。
新写实的萌芽之作《白梦》（1986），一起头就细致地描写女主人公忽然要拉肚子，四处找厕所而不可得，于是她一边抱怨“上厕所难”，一边对厕所浮想联翩，甚至对肮脏的猪圈及其旁边的厕所也心生渴慕。小说一开头就对厕所着墨甚多，让人惊奇。方方的《白雾》（1987）和其时同样被视为新写实作家的叶兆言的《五月的黄昏》（1987），也都一再地蓄意触及厕所。新写实的代表作《烦恼人生》（1987）也不放弃对厕所的瞩目。小说讲述钢铁厂工人印家厚琐碎平庸的一天，而印家厚一天的开始，如大多数人一样，是如厕洗漱，但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对此一带而过甚至有意“沉默”，小说细致地描述了这一过程：
厕所又是满员。四个蹲位蹲了四个退休的老头。他们都点着烟，合着眼皮悠着。印家厚鼻孔里呼出的气一声比一声粗。一个老头嘎嘎笑了：“小印，等不及了？”
印家厚勉强吭了一声，望着窗格子上的半面蛛网。老头又嘎嘎笑：“人老了什么都慢，但再慢也得蹲出来，要形成按时解大便的习惯。你也真老实到家了，有厂子的人怎么不留到厂里去解呀。”
屁！印家厚极想说这个字可他又不想得罪邻居，邻居是好得罪的么？印家厚憋得慌，提着双拳正要出去，后边响起了草纸揉搓声，他的腿都软了。（池莉：《烦恼人生》）
有社会学家曾指出，在西方文明史中，自然的身体需要及相关问题经历了一个从公然谈论到逐渐隐而不言、并从公共生活中排除的过程，这一变化是人类的自我规训逐步发展的结果，是文明进程的一部分。正是这种自我规训，不断地生产文明的戒律，同时伴随着对文明禁忌的生产，确立了“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边界。然而，为了激发叙事活力、开创一种新的现实图景，新写实小说一反传统现实主义对自然需要及厕所问题的“沉默”，这看起来像是“反文明”的书写，一种对“言说”和“不可言说”界限的有意混淆。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禁忌和界限的存在，才使这一书写获得了动力和欲望，产生了“陌生化”效果。这种文本层面的“反文明”书写暗示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戒律的失效。
刘震云更集中也更明确地将厕所设置为叙事的重要场景。《单位》（1989）便集中出现了三次“厕所”，每次都有数百上千字。以最为“恶心”的一次为例：小林婚后与他人合居，共用一个厕所，最后两家闹矛盾，导致“厕所的脏纸堆成了山”，最终“屎尿涌出，流了一地”；污秽之物就这样堂而皇之地从传统现实主义之“侧”，“流入”了新写实小说中。《官人》（1991）最突出地显示了刘震云对厕所的“情有独钟”。小说开篇就是一个精炼短句：“二楼的厕所坏了。”接着叙述道，由于单位办公楼的不同楼层住着不同等级的人员，清洁工老头对不同楼层的公厕的处理方式也相应不同：单位领导办公的楼层公厕，连便池的白瓷都抹擦得光可照人，但其他楼层厕所则随意马虎。一旦单位的权力秩序产生紊乱，老头就趁机偷懒，于是所有厕所都“平等”了，都一样肮脏了，以致下水道反涌，“屎尿涌了一地”，甚至出现“大尾巴蛆”“往厕所对面的会议室爬”的场景。关于厕所的书写整整占据了小说的一节，而且是第一节。这种叙事安排使此后的故事都笼罩在一股肮脏的氛围里，成为理解单位体制的一个参照。与《官人》异曲同工，《新闻》（1993）一开篇也是恶作剧地以厕所为开场，描述了一班唯利是图的报社记者如何在火车站的厕所附近集合。小说从厕所旁的集合开始叙事，最后以所有人都与现实同流合污而告终。厕所的肮脏成为理解小说主题内涵的关键线索。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折期，新写实小说对厕所这一空间的“具体而微”的呈现，以及把与厕所相关的事物编织在一起而创造的现实整体，包含着某种对抗性。
事实上，一些代表性的新写实小说本身就有自己的“母本”，这些母本要么是1980年代前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要么是十七年文学。例如，《烦恼人生》对工人印家厚一天的描述，对应的其实是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1976）里机电局长霍大道的一天，只不过前者的一天琐碎庸俗，后者的一天轰轰烈烈；而池莉的《不谈爱情》（1989），从题目上就仿佛对应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只不过前者对爱情的神圣浪漫不屑一顾；方方解构“母本”的意识更为明确，《白梦》中只顾私人利益的卫生局局长，小说叙事人直接点明他长得很像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79）里的乔厂长，《白驹》（1989）中作为官二代的所谓“青年改革家”麦子，仗着父亲的权力放肆搜刮、生活放荡，但小说叙事人却直接声明麦子就是柯云路的《新星》（1984）里的李向南；《单位》里服服帖帖的小林，更反衬着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中那个胸怀理想、力图改变现实的小林。新写实小说是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摹本”，总是有意无意地戏拟、解构传统现实主义的经典“母本”，在现实主义的文本序列里出演“逆子”的角色。
更具体地说，新写实小说的典型对立面，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刘震云直接宣布：“新写实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和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相区别。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池莉也曾表白她正是在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限制后才写出《烦恼人生》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也指出，新写实小说的特色就体现在“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矛头所指，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实”，是由宏大历史结构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及其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现实”，这种“现实”被放置在一种体系性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给以理解，“现实”被这种意识形态结构所支撑、规限和阐释。总之，“现实”就如周扬所言，是“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的真实”。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显示了现实主义与一整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血肉联系。直到1980年代前期所复兴的现实主义文学，例如伤痕文学与改革小说，仍未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其所呈现的“现实”，仍被认为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生活。
新写实小说对厕所及其相关事物的描述，只能通过与“母本”、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对照，才能理解。如果说厕所原本是“不可见的”和“不可言说的”，那不过是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训、筛选的结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了保持对现实的总体阐释力，不得不将现实结构化、抽象化，从而将厕所这样的日常细节隐匿起来，以保持对日常生活的统摄力，保持抽象性对具象性的优势，保持崇高神圣对琐碎卑污的优势。厕所无疑是最琐碎卑污、实在赤裸的具象，是这一结构性的“现实”秩序所最不能容纳，因而必须要遮蔽和否定的“剩余”，这种“剩余”暗示着禁忌、无序和无意义。而新写实小说正是要重新发现和描画被否定的“剩余”，将“不可见的”和“不可言说的”上升为“可见的”和“可言说的”，通过这种对抗性的叙事，原有的秩序产生混乱，意义结构被消解，一种由对立面的存在而获得的批判性由是得以生成。
新写实小说的“现实”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实”之间的“断裂”昭然若揭。由于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血肉联系，这种“断裂”的根本意义就体现为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去魅，甚至是危机的揭示。联想到其间的动荡与1991年苏联解体的历史，1986年即已涌动的新写实小说的确可说是先于政治而“终结”了历史。不过，这种断裂的根源只有在“历史与形式”的辩证法中才能找到。事实上，恰恰是1980年代的改革通过引进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和私有制，开始构造新的现实秩序，这一现实秩序与传统现实主义“母本”及其背后所依托的秩序产生了脱节甚至断裂，这是一种类似于“词与物”的断裂。“摹本”与“母本”的差异正根源于这种现实的转变和断裂之中。
日常生活与合法性危机
叶兆言曾写作《关于厕所》（1991），将厕所作为核心话题来谈论。这篇小说最初正儿八经地讲述一个与《白梦》相似的“找厕所”的故事：漂亮女孩杨海龄和工厂同伴一起去上海闹市逛街，一时内急，却总找不到厕所，最终，漂亮女孩当街尿裤，颜面尽失。到此为止，叙事中断，叙事人开始夸夸其谈地不断征引八九十年代之交各种关于厕所的新闻报道。按照叶兆言自己的说法，这一时期的报刊对厕所频频关注，使他“关于厕所的感受实在太多太强烈”，这正是他写作这篇“小说”的原因之一，而这也恐怕是刺激其他新写实作家对厕所频频留意的现实原因之一。
厕所问题可以说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期间，全国新建与改建厕所490多万个，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的爱国卫生运动又以“两管”、“五改”为中心内容展开粪便管理和厕所改良的工作。在毛泽东时代，厕所问题一开始是作为“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一项任务而被纳入到“爱国卫生运动”的规划中，因而厕所问题与社会主义现代性关系密切。然而，在1980年代，厕所问题却成了社会主义改革进程的难题之一。例如，正是由于厕所问题的醒目突出，1984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竟然与其他北京市主要领导人一起，专门查访了市区上百个厕所，并当场研究解决厕所“脏乱差”问题的对策，“在北京历史上可谓第一回”。北京尚且如此，遑论地方：《人民日报》记者曾访查湖南、湖北、天津等地，普遍都面临着“上厕难，难上厕”的问题。
在1980年代，厕所问题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具体化为厕所与文明、现代化的指涉关系，这种指涉关系在此时期的新闻中，颇为频繁。顺手拈来的几个例子是：1984年，一群华人华侨联名投书《人民日报》，不谈改革开放的大事，却抓住厕所不放，他们宣称：“一个厕所，体现两种文明：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改建厕所“于促进四化不无裨益”。1987年《北京日报》一则评论则说：“厕所，不光是人们日常生活之所必需，实乃人类文明的标志。”1988年《参考消息》一则关于日本厕所大会的报道宣称，公共厕所“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到了1989年6月3日，《人民日报》仍然刊文谈厕所：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强烈建议北京市市长陈希同，“我们共同发起一个运动，把厕所治好！北京先引导一下这个潮流，全国就会跟着学。⋯⋯如果连这一点陋习也改不过来，还谈什么现代文明！”这样的言论屡见报端，已非新鲜事。
当把厕所问题视为与现代化、文明密切相关的大事时，确实暗示着，厕所，特别是公共厕所，作为公共卫生的一方面，是中国追求和规划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在这所谓的“卫生现代性”中，卫生从传统的作为个人的事情转变为现代国家的职能，卫生由此关涉民族的生死存亡、国家主权的独立强大与人民的文明程度。“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已经清楚地揭示了卫生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关系。而厕所问题，无疑是这种“卫生现代性”的重要一环，且在改革时代，厕所又进一步被建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的一部分。
厕所问题在1980年代的指涉性意味着，日常生活的诸具象经由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中介，直接与宏大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实现了关联。因此，厕所问题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并非纯粹的“剩余”，而恰恰是“被问题化”的日常生活细节。新写实小说对厕所的频频瞩目，既与此时密集的新闻报道相呼应，也是在敏锐地捕捉由于改革而生产出来的具有新的“问题性”的日常生活细节。新写实小说必须与历史潜文本展开“文本对读”才能获得理解。
正是由于厕所问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的关系被强有力地建构出来，以致1980年代后期竟然产生了“厕所革命”的召唤。例如，被称为“改革四君子”之一的经济学家朱嘉明就同样认同“厕所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因而呼吁一场“厕所革命”，他宣称，“我国现在需要很多革命，它们都是平静的，但却是必需的。我确信，‘厕所革命’就是其中一个。”朱嘉明将琐碎的“厕所”问题与如此宏大的“革命”问题关联起来，强烈地显示了厕所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革中的象征性。而两者如此奇特的并置，又生动地呈现了现代化改革进程的落差；这种落差，正是那改革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全面现代化、美好生活的允诺与最具体实在而又最令人不满的现实的落差；这种落差正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
然而，身处这一语境中的新写实小说却并没有在其“显文本”中直接建构厕所与现代化改革的象征关系。在小说中，厕所及其相关事物一直就是那么恶心肮脏，日常生活一直就是那么琐屑平庸，新写实小说完全没有对此加以提炼和抽象。这当然是新写实小说家的文学选择，因为新写实小说对“现象的还原”至少意味着在修辞层面对象征关系的搁置和隐匿。但正是这种搁置和隐匿，才构成了问题。
当然，新写实小说也呈现了由于改革而生产出来的其他具有“问题性”的日常细节。《烦恼人生》所涉及的国有企业的现代化改革、单位制度的困境，《单位》《官人》所描述的党政机关的臃肿低效，《风景》（1987）所表现的底层平民“出人头地”的艰难、贫富差距的日渐悬殊，《一地鸡毛》（1991）所描述的“下海”、“官倒”，所有这些都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改革进程所产生或带来的日趋明显的现象。以物价飞涨为例，这几乎是所有处理城市改革的新写实小说都要涉及的。例如，《烦恼人生》中印家厚和妻子每天晚饭时间交流的必备内容，就是不断上涨的菜市价格，他们抱怨一顿饭竟然要三块三，是“喝人的血汗”；《单位》中更是直截了当地开骂：“×他姥姥，不知怎么搞的，这物价一个劲儿往上涨。小林的科员工资，加上老婆的科员工资，养活一家四口人根本不够——不够维持生计。”方方的《行云流水》（1991）中副教授高人云每月工资才一百五十来块，但理一次发就要八块钱。新写实小说对通货膨胀进行了新闻调查般的详实描述。这或许是因为，1985年以后物价上涨速度急剧加快，特别是1988年18.5%、1989年17.8%的高通货膨胀更是建国以来所罕见，对宏观经济造成了极大影响。可以说，新写实小说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八九十年代之交发生的新中国历史上严重的物价上涨带给一般民众的困难及其不满。
新写实小说对厕所的“脏乱差”与不堪忍受的描述，与改革进程的其他社会问题一道，更与此时期的新闻报纸同步，也直接呈现了普通人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改革进程中的普遍困难和社会情绪。《烦恼人生》中印家厚的“烦”和“累”，《单位》中小林的“压抑感”和“束缚感”，方方的“三白”系列所表现出来的对混乱不堪、颠倒错乱的事态百怪的无奈与不满，都是对普通人一般心理情绪的真实写照。正是由于这些改革困境，日常生活显得那么混乱无序和令人失望，弥漫着一股普遍的不满情绪。而这股不满情绪，恰是促发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动荡的同一种情绪，正如贫富差距、腐败和通货膨胀同样是促发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一样。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把握到新写实小说所谓的“新写实”、“原生态的还原”、“生活流”的社会学意义；也正是在这里，新写实小说对烦琐沉重的日常生活的呈现方式展现了直接的政治性。
可见，新写实小说对厕所问题的细致书写，与对其他问题化的日常生活诸具象的书写，与对一般社会情绪的直接呈现一样，其政治性其实是直白的；厕所的不堪忍受、通货膨胀的压力、体制内的无情规训以及日常生活的负面情绪，这一切日常生活中的诸具象，完全不用经过任何意识形态的中介、提炼和抽象，就直接指向了现实。事实的确是，新写实小说所瞩目的日常生活领域，其平面化的“生活流”形态本身，直接就是当时的改革及其后果，用不着任何象征关系的建构。
这样看来，新写实小说提供的其实是这样一个观察社会主义改革的角度，它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呈现、检验改革的有效性。事实上，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主要是从上而下推进的，然而改革的后果却最终要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改变之中，换言之，日常生活领域才是赋予改革以合法性的根源。的确，1980年代的改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的前提之上的，对其回应方式就是重建合法性的来源，从“意识形态合法性”转向“绩效合法性”，这种绩效合法性特别包括经济绩效，即经济增长、生活改善与社会福利；而所有这些都要落实为日常生活的具体改变。这样，日常生活领域就构成了改革的合法性来源。而1980年代的特殊性更在于，由于这种合法性根据的转移刚刚被创造出来且仍处在动荡之中，因而日常生活领域与社会主义宏观改革进程的结构性关联就显得尤其敏感和直接。
因此，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活诸具象的瞩目，本身包含着深刻而直接的政治性。正是通过展示厕所这样的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诸具象，新写实小说捕捉到了弥散于日常生活的剧变、冲突、混乱和不满，以及所有这些具象和情绪所蕴藏着的政治潜力。新写实小说因而是对改革的合法性危机的诊断。而且，新写实小说把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诸具象与改革的宏大历史进程在一种文学形式中直接整合了起来，但这种整合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当然并不主要来自新写实小说家的能力（或许刘震云是一个例外），而是根源于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所创造出来的宏大改革进程与日常生活领域的结构性关联，以致连厕所这样的问题都与“革命”、与现代化改革息息相关。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形态本身就是改革的合法性危机的症候。
公-私空间与改革的走向
事实上，我们一直谈论的厕所都是“公共厕所”。无论是新写实小说还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闻报道，令人不堪的都是“公厕”。小说常常调侃的，或者是城市公厕的不便，例如《白梦》和《关于厕所》中“找厕所”的故事；或者是对公厕“脏乱差”的不堪忍受，刘震云的小说对单位公厕的恶心描述是明证，新闻报道中的各种评论和抱怨也都针对公厕。“公厕”仿佛是最奇妙地汇集公私关系的空间。一方面，如厕是最为身体性的私密行为，因而如厕需要的是彻底而排斥性的“私”，另一方面，公厕又是展示公共性的空间，公厕的建设、运营和管理都是公共职能的一部分，建国以来的“爱国卫生运动”与1980年代“厕所革命”的召唤，都将公厕视为关乎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大业的公共事业，这是与“卫生的现代性”相同构的“厕所的现代性”。公私关系凝聚、汇集和纠缠在公厕这一社会空间之中。不仅如此，公厕问题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转折期之所以显得如此突出，并与改革直接关联，还在于改革的关键就是重构公私关系。就历史根源而言，公厕的“问题性”正是由于公私关系的重构而生产出来的。
我们可以从新写实小说出发来观察这种公私关系的重构。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活诸具象的瞩目，常常聚焦于两处基本的空间，一处是家庭，一处是工作场所，小说叙事不断地在这两处空间中转换。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单位》《一地鸡毛》《烦恼人生》都是如此：小林在单位和家庭不断地转换奔波，印家厚的一天是从家庭出发进入工作场所最后又回到家庭。而且小说所描述的工作场所几乎都是体制内空间，小林的工作场所是国家某部委的机关单位，印家厚的工作场所是国营钢铁厂，《官场》（1989）、《官人》（1991）这样的新写实小说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不妨将这些国家体制内空间称为“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家庭则是日常生活的汇集，是“私人空间”。面对这两处空间，新写实小说展现了前后不一的态度。
刘震云对不同空间中的厕所的描述，是阐释这一问题的绝佳入口。如上所述，《单位》《官人》中的厕所极为突出，其中描述了单位中的厕所与家庭中的厕所。《单位》中的小林婚后与人合居一套房子，客厅、厨房、厕所成了“公用的空间”，但由于在私人空间中被强行引入公共维度，两家为此常发生冲突，矛盾的爆发点就是由谁来打扫“公用的家庭厕所”，由于两家失和，最终结果是无人打扫，“屎尿涌出，流了一地”。同时，公共空间的厕所也一样肮脏不堪、难以忍受。《官人》中的清洁工老头深谙权力的游戏，因而对公厕的清扫是根据权力秩序和等级来进行的，最终导致所有公厕都肮脏不堪。清洁工老头的“劳动的政治”，巧妙地将公厕与单位体制及其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公厕也就成了对单位这种公共空间及其权力关系的嘲讽。
无论是私人空间中的公用厕所，还是公共空间中的厕所，都显得那么肮脏不堪无法忍受，这与新写实小说起初对这两处空间的整体呈现相同构。无论是《风景》中野蛮混乱毫无家庭温情的“河南棚子”，《烦恼人生》《一地鸡毛》中填充着日常琐细的三口之家，还是《单位》《官场》《官人》中满是勾心斗角、官僚等级的单位和官场，都显得那么压抑烦闷。这些新写实小说所展示的，是日常生活领域并不存在任何一处“希望的空间”，来为个体提供反抗、逃逸和出走的可能性，相反，却是以重复的方式不断压抑这种可能性。
新写实小说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既区分又同一的叙述，正是对1980年代改革及其后果的呈现。改革力图重构公私关系，一方面通过打破传统的党-国体制总体性地笼罩社会领域的“一大二公”，一方面引入私有经济、市场等制度，重新认可私有财产、私有制的地位，重建“私”的合法性。而改革进程中的日常生活作为个体再生产的领域，其物质生活的利己性与私人生活的无限重复，已经初步显露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特征。在这种公私关系的重构中，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逐渐有从毛泽东时代的“总体性社会”中互相分离而重组为“分化性社会”的趋势，新写实小说叙事结构中普遍的公私空间的切分和转换，不能说与这一历史完全无关。然而，新写实小说更多展现的，其实是这种分离的未完成及其后果，上文提及的那处“公用的家庭厕所”是绝佳案例：一方面，家庭厕所本属私人所用，另一方面，私人厕所却不得不与他人“共用”；一方面，家庭是私人空间，另一方面，小林的住房却是公家分配，这样的私人空间其实不过是单位体制之中的并未完全分离的空间。在新写实小说的世界里，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始终牵连同构、色调一致，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在改革的过渡中令人同等失望。这种双重失望指涉的恰恰是改革在重构公私关系、重构社会空间秩序的过渡状态中所产生的困难。这种困难是八九十年代转折期的动荡冲突中的必然构成要素。
然而，面对这种困难与徘徊，改革在经历短暂的转折期之后，最终选择了继续前行，即以更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对公私关系进行更深入的重构。八九十年代转折期的一次关于厕所改革的讨论，为改革方向提供了一处绝妙的脚注。上文曾提及1989年6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过一篇《却说北京的公厕》，文章援引国家科委主任宋健1989年1月给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副市长吴仪的一封信，指出厕所问题的严重性，以致借着改革开放东风而大量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对此抱怨不休；国体有失，宋健不禁语气激动地强烈建议发起一场厕所治理的运动。果然，不久《人民日报》刊载一篇《为解决公厕问题献一计》，作者宣称他读了前文，不禁想为解决厕所问题出谋划策。他的方案是，解决公厕问题的关键，是要改变仅靠国家建设的思路，要转变为“私办为主、公办为辅的方针”；国家的重点不在于公厕建设，而在于公厕管理；与此同时，要把建设“公厕”的责任转移给私人，督促私营店铺和私营餐馆承担公厕建设的主要任务；通过“公厕私有化”，他相信能解决厕所问题。可以说，正由于改革进程中公厕问题的关键在于厕所的“公共性”，也正由于公厕的“问题性”是由公私关系的重构而生产出来的，那么回应的方式自然就是重构公厕的公私属性。
“公厕私有化”是对改革如何具体实在地重构公私关系的一个绝佳注脚。奇妙的是，与“公厕私有化”的讨论所昭示的方向相呼应，新写实小说同样没有停留在因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双重失落而左右徘徊的境地里，历史的自我展开再一次要求形式表达乃至想象性的解决。
不知不觉，部分新写实小说开始流露出对日常生活的认同，而这种转变同时伴随着公共空间叙事的缩水和私人空间叙事的扩张。池莉的小说是典型。《烦恼人生》（1987）中印家厚不断地在国营工厂和家庭中转换，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都令人难以忍受；到了《不谈爱情》（1989），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转换仍然存在，医生庄建非不得不在家庭和医院之间奔波，但是重心已经不知不觉地偏向婚后的家庭生活，尽管色调仍然是灰色的。但到了《太阳出世》（1990），赵胜天与李小兰的私人生活占据了叙事的重心，叙事结构已经不再依赖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互相转换，同时，家庭生活虽然酸甜苦辣，却已值得拥抱了。而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1991）中，公共空间已经彻底隐去，一切生活都发生在家庭与邻里街坊的私人圈子里，猫子和燕华的私人生活充满了温情和爱意，日常生活的自足性被给出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双重失落被私人生活的自足性所取代，与此同时，公共空间不知不觉退出日常生活的舞台。新写实小说面对着改革对公私关系的重构，虽然最终并没有重建起“希望的空间”，但却通过赋予日常生活以自足性，通过发掘私人空间中的温情爱意，寻觅到了一处真实且踏实的所在，安顿着改革进程中彷徨失落、困惑动荡的个体。就这样，新写实小说发现并歌颂了新的生活伦理。
但这种生活伦理的开启，又是私有化改革继续推进的动力，也为改革方向提供合法性证明。改革经过徘徊，最终更为深入而激进地开启了私有化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实现了对公私关系的更为激进的重构，生产出了日益分离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私人空间越来越少地受到公共空间的吸纳和宰制，这一“去政治化”的过程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的分野，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崛起。然而，私有制、私人空间、日常生活、市民社会的崛起，如果只能从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的角度获得意义，那么其内在的自足性仍然是欠缺的，因为它并不能赋予“一地鸡毛”的“烦恼人生”以深度和价值，改革对公私关系的这种重构也仍将面临合法性质疑。然而，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而兴起的新写实小说对生活伦理的发掘和发现则意味着，改革之所以能更为激进地朝向私有化的方向进行，这种日益成型的公私关系的重构之所以能继续推进，乃是因为这一进程也最终生产出了一个具有内在自足性的日常生活领域和私人空间。正是这种自足性，成为了改革的另一重合法性根据。于是中国的“90年代”一往无前地开启了。